惩罚邪恶，劝勉向善。

《左传·成公十四年》：“《春秋》之称，微而显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尽而不污，惩恶而劝善，非圣人谁能修之。”

明宣宗时，况钟出任苏州知府。况钟到了苏州，通过暗访贤士，细查隐情，摸清了豪绅滑吏相互勾结之事。不多日即上报朝廷，处斩了六个不法官吏，还将其罪行一一公布，以此整齐风俗。况钟还与当地里长谈话，说：“对好人我以礼相待，对坏人我必依法惩处。” 况钟一身正气，不畏豪强。当时一些太监，以皇帝之名操办花木、奇石和搜索蟋蟀，乘机横行不法，鱼肉乡民，太监来福竟敢当众行凶，况钟知其为黄门红人，怒斥之，以正克邪，大快人心。况钟还专门设置两本记录乡民善恶的簿子，用来劝善惩恶。苏州府在况钟的治理下，“人间天堂”又出现了繁荣气象，宝带桥、吴门桥得以修建，虎丘塔等名胜古迹也得以重修。 

“劝善”与“惩恶”是相辅相成的。恶不惩则善难劝，劝善必须惩恶，惩恶才能劝善。如果对社会丑恶现象不加严惩，对社会歪风邪气不加以严厉打击，对党内的腐败问题不加以坚决惩处，社会价值取向就会出现严重偏离，甚至会影响中华民族的未来。当然，“劝善”力戒大而空的说教，而是要有能够阻止人们堕落的一些实招。当社会转型进入良性循环的时候，“劝善”更重于“惩恶”。只有赋予更多的“阳光雨露”，施以必要的少量的“杀虫药剂”，才能开出更多更美丽的“花”。从根本上来说，“惩恶”是手段，“劝善”却是目的。如果缺少了“惩恶”这一手段，“劝善”就缺少震慑力，就会失之于软。同样，如果缺少了“劝善”，一味地“惩恶”，就失去治病救人的意义和目的。因此，“惩恶”和“劝善”两手都要硬，都不能软，才能相得益彰。